萧升在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重视文教工作,在印刷和造纸方面积极地推进新的技术和工业化进程。
民族需要觉醒,而这个过程需要的是所有人的一起努力。
识字率是一个问题,书籍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这個民族的文化水平。
萧升当初定下的小目标就是到崇祯五年,平均每一个大明帝国的合法公民可以拥有五本书。
这在士人阶级垄断文化传播权力的古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一个村子之中,能够找出三四个识字的人都是非常难得的了。
所以,对书籍的发行权是很重要的。
而现在,朱由检把书籍刊印的监督权拿到了著作司手中,对书籍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核,实际上就是把一部分士大夫规定学识内容的权力收回。
通过对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改进,煌夏商会拥有了更加低廉的书籍制造生产能力,于是可以大批量地生产一些规定的书籍来普及教育。
大明的小说行业是十分火爆的,但之前书籍高昂的价格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但到崇祯二年的年底的时候,书籍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这个数额,意味着至少有比原来能够购买此类书籍的人数多两倍的人都可以买得起书来看了。
但,箭雨大明帝国大部分的百姓实际上还是没有能力或者说余力去购买书籍。
所以,自崇祯二年四月开始,萧升和朱由检两人开始推行在各地建立公共图书馆。
分别是以煌夏商会的名义捐献建设的煌夏图书馆,它们分别是用编号来表示,比如煌夏一号图书馆,煌夏十二号图书馆等等,看最大的数字,就知道煌夏商会为大明帝国捐献了多少图书馆了。
还有就是朱由检以朝廷的名义建造的皇明国家图书馆,分别以所在城市命名,比如在天津的就叫做天津国家图书馆。
图书馆之中的书籍可以免费阅读,只需要通过识字测试获得阅读卡。
受限于时代,图书馆里面的书还不能带出借阅,只能在阅读室进行翻看学习。
国家图书馆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行为,这种东西实际上也属于基建一类。
每一个图书馆的建造最低都是四层的楼房,而且是占地面积很广,很高的那种。
甚至于,在对国家图书馆的建造之中,朱由检的要求就是在外形上结合当地的文化特点让建筑师进行设计和建造。
这些建筑师都是从煌夏建筑商会之中找来的,它们原本就是巧夺天工的工匠,在经过系统化的标准化教导之后,他们的能力丝毫不输于现代的某些建筑大师。
即使是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他们总受可若想到办法去解决。
文化传播,书籍是一个方面;戏剧,评书,歌曲都是非常好的表现形式。
“文化下乡”活动就是一个普及文化,刺激底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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