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事儿,
“你那个服装厂如果想办起来,还是需要动点儿脑筋的。”宋主任对范无病说道。
“什么意思?”范无病感到有些不解,急忙请教道。
“不管你是用来料加工的名义,还是个人独资的名义,都改变不了那服装厂不是国营企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就有点儿问题。”宋主任说道。
听了宋主任的解释之后,范无病才明白了一件事情,不由得苦笑不已,原来死了上百年的人物,也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呢!
国家现在依然属于计划经济,它的依据就是上个世纪马恩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中关于经济类型的划分,有一条铁律,“七下八上”。
事实上,国内的就业压力早在六十年代就暴露无疑,因此才有了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充满热情和活力或者说是有劲儿没处使的青年们,必须找到一个激情的宣泄口,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的稳定和谐。
而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长期积蓄下来的就业压力,则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危险境地。因此,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一九七九年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今年被确定下来了,而范无病清楚地知道,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二十年。
宋主任说给范无病听的,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年广久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年广久是个文盲,捡过烟头做过学徒,摆过水果摊。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刑,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炒起了瓜子。因为他的手艺好,瓜子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十二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十二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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