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托梦”,虽然是一件令慈安高度敏感的事情,叫她本能地生出警惕甚至抗拒之心,但是,“托梦”的具体安排,却完全不损害她的利益;相反,表面上,还大幅度向她让渡利益――慈禧离开政治中枢,“两宫垂帘”变成了事实上的“东宫垂帘”,整整一年,国家的最高权力,由慈安独揽。
权威的竖立、巩固,同掌握权力的时长和连续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常情况下,大政离弃一年之久,回来之后,就算不至久假不归,但上、下必然生出隔膜,短时间之内,难以令行禁止,指挥如意;同时,这一年,下头只秉承“东边儿”之命做事情,“东边儿”威权独重,如此潜移默化,此消彼长,一年之后,必然是东风压倒了西风。
所以,表面上,这个“先帝托梦”,是不折不扣的损西益东。
慈安倒未必愿意受此莫名其妙之益,但至少,不管她相信还是不相信慈禧的这篇鬼话,都不至于因为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受到威胁而坚决反对相关安排。
那么,出居天津,既然是“损己利人”,副作用如此之大,慈禧为什么还愿意做呢?
第一,自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生孩子的去处,不得不行。
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慈禧认为,“损西益东”,只是此事之皮相,实际上,自己的那份权力,并不会真的转移至慈安手里,一年之后。自己回宫。一定可以迅速恢复目下两宫并尊、无分轩轾的局面。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原因很简单:慈禧是了解慈安的,这个姐姐,根本没有独自掌握大政的能力,也根本没有独自掌握大权的**,面对如山之重的责任和压力,这一年三百六十天,她大约天天都会盼着自己早一天回到北京。
还有。她提出了一个看折子的新安排,并已经慈安首肯了――她出居天津的这一年,所有的折子,一律一式两份,一份用黄纸,一份用白纸,黄折子经内奏事处递进后宫,慈安看;白折子经外奏事处,递军机处,或者直递朝内北小街。关卓凡看。关卓凡看了折子,拟出意见。标注明白,“叫起”的时候,一一替给慈安剖析明白,慈安觉得中式的话,就照如所拟,或留中,或下发;不中式的,慈安自作主张。
这个安排,表面上是替慈安“分忧”,事实上,关卓凡在这个安排中,是一个慈禧的代理人的角色,慈禧的权力,由关卓凡代行,“西边儿”的大权,由“西边儿”心目中的“自己人”掌握,并未移替至“东边儿”。
还有,慈禧是知道慈安的,关卓凡拟的意见,慈安绝不会认为“不中式”,必是尽数“准如所拟”,绝不会“自作主张”,则如此安排,同两宫并坐于养心殿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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