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急需迅速根治战争的创伤,全面恢复经济建设。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苏维埃机关和经济单位的组织性很差,无政府主义泛滥,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严重的组织涣散状态占着上风’。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解决经济管理工作无人负责的问题,所以才正式提出了一长制思想。
他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一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其实要比列宁同志要轻松不少,一个是需要管理的区域较小,二个则是组织架构还算完整,不至于落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三个嘛,我们也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当然相应的劣势也不少,缺乏工业基础,缺乏受教育人口,还需要面临严峻的军事挑战,这些都会是迎接我们的拦路虎。
但不管怎么说,越是这样,我们就要团结起来,要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
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深夜,李润石、王凯、程刚三人坐在一起,一边总结今天会议的情况,一边做着进一步的沟通。
从下午一直吵到晚上的会议,从结果上来说有点不尽人意,一时之间也没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大部分同志对于当下严格的政治环境颇不习惯,对于党的工作存在不少怨言。
平心而论,如果换成十年后的那支军队,他们恐怕只会觉得这时的党组织存在感太过薄弱,还需要再继续加强,否则战斗力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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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眼下的红军指战员而言,他们既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对即将来临的严峻局势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反而被接连的胜利给拖住了继续前进的脚步。
正如白天李润石吐槽的那样,当革命陷入低潮时,就认识到必须团结在党组织周围,而当到了高潮时分,又一个个觉得自己能耐了起来。
只是现在仗还在继续打着,靠着敌人暂时的虚弱和还算充足的后勤装备,红军继续保持着不错的胜绩。
但在这胜利的背后,各种思潮也在暗自涌动。
有的人只想着四处流动,而不把心思放在争取群众上,指望靠‘招军买马,招降纳叛’来扩大队伍。
有的人执行军法松懈,三令五申之下,依旧有针对战士的肉刑存在,在地方上,也屡屡发生烧屋行为,对于党组织的管理,要么怨声载道,要么置之不理。
有的人不习惯约束,便提出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等口号,并且将军事与政治彻底对立,下意识地排斥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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