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改革方面,与历代执政者羞于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义利观’中,首次不避讳的提出‘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的公利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虚名而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即是不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拱认为生财是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谈》三事,终于厚生。’所以理财乃王政之要务也!
这不仅仅是对宋明理学的非功利主义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号召各级官府,注意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隆庆朝的经济复苏和财政缓解做实际的工作。
那具体又是如何去做呢?
与历代统治者一想到生财,便是‘多取于民’不同。高拱认为若想生财,不能只靠压榨姓以聚敛钱财,而是应当‘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
先说节流,高拱认为有‘节用’和‘储蓄’组成。所谓‘节用’,就是朝廷将每年所入算计了,才去支用。凡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都减省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还能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及时用于救灾和军费。
至于‘储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国之大事’的高度,那么用何种方法进行储蓄,国家每年的收入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将每年收入均分为四,消费支出占四分之三,节余的四分之一用于储蓄。这样累计储蓄三年,就可以达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顺此类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结余,这样即使‘年不顺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备无患,可恃不恐。
那又该怎样‘开财之源’呢?高拱除了传统的兴修水利,限制兼并,还耕于民之外,还给予工商业和金融业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虽然自成化以来,便有不少重视商业的呼声,然而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上,将重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姓的实践经济政策的,是高拱。他认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给予其重视是应该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忽视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在高拱看来,农业才是立国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劳作,国家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农思想之上产生的,他看到了农商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互通有无的一个行业,如果农业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却没有商人这个中介将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中,那么农民就不会获得利益,丰年便与灾年无异;如果适逢灾年,也可以通过商人,将别处的粮食贩运过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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