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厘山会议后,赵铭的事情便多了起来。
一方面要处理苏松常的军政事务,另一刚面,又要处理党务。
这让他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被各种事情淹没,急需要扩大班底,来帮忙处理事务。
此时,朝廷那边的旨意还没下来,苏松常的军政事务,短时间无法理顺,赵铭便先投身于党务建设。
在返回苏州后,赵铭首先献金三十万两,钱谦益等江南士绅和商贾,也纷纷献金,共计得白银六十万两,作为国社党的经费。
赵铭作为华兴公司最大的股东,长期以来,东海镇的钱,就是他的钱。
最近赵铭决定结束这种状态,将公库与私库分开,才知道自己有了很多钱。
因此他一下拿出三十万两,作为社党经费,而不少江南士绅和商贾,也是积极投献。
江南士绅在晚明时期,是出了名的贪财吝啬,这次能这么大方,一是要感谢傅上瑞的衬托,二则是赵铭振兴苏松的战略。
明朝从太祖时期开始,就推行抑制商业的国策,到嘉靖年间百姓还再交实物税,直到一条鞭法推行,才逐渐激活江南经济,使得江南的工商业,在晚明时期迅速发展。
但是商业发展的同时,朝廷禁海,限制商业,重农抑商的态度却并没有改变,或者说朝廷没有为江南工商业做什么事情。
江南商业的发展,朝廷没有参与,士绅商贾只能通过冒险走私赚取银钱,而走私乃非法之举,便只能官商勾结。
这便使得东南士绅和商贾,对于朝廷并没多少感情,不寄希望于朝廷来维护他们利益,只求朝廷不来分他们的蛋糕,走向官商勾结,依靠东南官员来维护利益的道路。
而赵铭推行振兴苏松的战略,推行上海开埠,鼓励发展工商业,则是直接官府参与,花钱投入,东南士绅自然要支持赵铭和他的国社党。
虽说赵铭的口号是“为国结社,结党为公”,但是真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完全的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那样太过理想主义,国社党必然难以成功。
通常而言,正义的口号,都只是吸引一些年轻人,给天下人看的,而背地里,可能并非那么一回事儿,国社党必定是需要代表某一些人的利益,获得一个阶层的支持,才可能发展壮大,并夺取政权。
现在社党接受江南士绅和商贾的献金,肯定就要为他们发声,适当的维护他们的利益。
在社党获得一大笔银钱之后,赵铭并没有迅猛的去扩张国社党,而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花费银钱,在太湖之畔,修建一所书院,用来传播国社党的思想,其次,以较低的价格从华兴公司,购买了商务印书馆,并委任陈子龙为本部宣传司长。
赵铭的意思是,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国社报馆,一方面原来翻译西夷书籍的事情,照样继续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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