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誉和李昭承后来都承认,年轻时代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游历给二人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凄惨挥之不去。
在阿姆斯特丹,他们看到了许多悲惨的纺织工人,他们住在城市边缘的楼房里,每个家庭只有几平方米,床上铺的多是草,人声鼎沸的纺织厂里,到处都充斥着女工和童工,厂主也更愿意雇佣女工和童工,因为可以减少支出,而这些工人忍受着工头的欺辱和打骂,管理着强奸女工、女童的事情层出不穷。
他们还要受到不稳定物价的剥削,往往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也换不来果腹的食物。一开始,李昭承看到阿姆斯特丹的工厂里到处都是年轻的工人,他一开始以为是欧洲的年轻人更愿意投身工厂,后来才得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因为营养不良、殴打和长期工作,工人的寿命很低,平均只有二十五岁,甚至更低。
不是年轻人向往工厂,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活到更年长的时候。
这给了李昭承极大的震撼,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历史书会把帝国每年爆发的工人抗议游行的数量减少当成帝国法治建设的功绩,如果工人不起来反抗,资本家是根本不会把工人当人的。
从申京出发的时候,兄弟二人想的是如何建功立业,如何在海外一展抱负,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更多的想回国,回国看看帝国的百姓,那些和自己同文同种人是不是也受到的欺凌。
阿姆斯特丹是欧洲工业发展最快的地方,也是现在欧洲最邪恶,最没有人性的地方。
到了巴黎,二人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整个巴黎乱作一团,到处都是抗议的人群,施舍饭菜的地方人群聚集,不时发生打斗,而在路边,乞丐遍布,其中不少是残疾人,他们中很多是在大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里,为法国流过血的人。
但是法国的统治阶层呢,所谓的神仆在教堂里清点着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什一税。头戴精致假发的贵族在凡尔赛宫和巴黎的沙龙纵情享乐,声色犬马。对于巴黎城展现出来的凄惨,统治阶级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这有什么特殊的,一千多年来,法国都是如此。
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是兄弟二人的共识,他们也认识到,为什么命名他们的祖父建立了帝国,可以称帝,实行帝制,却选择了建立一个二元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要相互制衡,有资产阶级存在,勋贵们就不敢奴役天下,有勋贵存在,资本家也不敢彻底剥削。但要想维持现在帝国的局面,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帝国的皇帝必须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
军事贵族和资产阶级不能合流,要斗争,也要斗而不破。
但隐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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