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xx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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