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空,南宋所面对的危局虽然缓解了不少,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危局产生的原因是在内而不在外——这个王朝已经腐朽了一大半,无法有效将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否则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如何会怕几十万蒙古人?——而外部环境的好转并不能改善内部的腐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糟,因为外部危机的解除,内部的腐朽反而更快地滋长了。
具体的表现,就是明明社会经济发达,税赋负担也不轻,但大部分资源都被各级蠹虫侵吞和浪费了,能被朝廷有效利用的很少。明面上有几千万的岁入,却就是无法把这笔巨额钱款转化为战斗力,白白空耗了出去。
为了解决这个办法,贾似道所推出的策略就是“公田法”,也就是颁布限田令,规定个人所能拥有的田产的上限,超出部分就要由朝廷赎买为公田,然后用公田的租佃收入供应财政。虽然名为“赎买”,但实际上给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纸钞、官阶乃至度牒(宋朝限制僧道数量,而民间信仰需求又一向旺盛,因此作为出家人证明的度牒也成了一种稀缺物资,价格很高)等等,几乎就等于是在明抢。
客观来说,贾似道的这个政策并不完全是出于私心,而真是为了朝政着想的,毕竟他自己就身体力行,捐了一万亩良田出来做表率。但是很显然,这种政策必然会激起大规模的反对,而且由这个已经腐朽的行政系统去执行,到了下面也必然会走样。
公田法实行之后,很快就演化成了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掠夺——在朝堂上得势的人,自然不用担心自家产业被划为公田,相反他们还能从新鲜诞生的经营公田的官庄中攫取一部分利益;而在朝堂上无可依靠的人,自然就要沦为待宰羔羊了。
居温瑜的家族就是后一种情况。他家祖上曾经一度发达,在池州据有大片良田,但是这两代人在科举上都无甚斩获,朝中无人做官,因此就成了肥羊一大串。现在凭借以前的故旧,还能支撑一段,但显然不是个长久之计,因此居温瑜就北上来找退路了。
他这么赤裸裸地斥责贾似道,多少有些不敬的嫌疑。不过即使在临安也没什么人会管,更别说天高皇帝远的东海国了,因此说起来毫无顾忌。
果然政治和XX是男人最大的兴趣,他这么一诉苦,周围顿时就有不少人竖起了耳朵,留神听了起来。过道另一侧的四人也不聊铁路经营了,转头就听起了这个八卦。
安庆诸人也是宋人,自然也知道朝廷的公田法,对此也是心有余悸,听了居温瑜的抱怨,也有戚戚然之感。
刚才被调侃为“身宽体胖”的陈若风坐在过道旁,离得最近,听得也最真切,插嘴问道:“这位老先生,那你查勘得如何了,可有合适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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